对话张伟杰：纪录片里的人性探索

2020.3.18

从业二十余年，张伟杰的作品并不算特别多。然而“厚积薄发”，他的作品兼具社会性与艺术性，总让人久久不能释怀。

1995年，张伟杰加入上海有线电视台纪录短片栏目《寻常人家》，5年间拍摄了上海五十多个普通家庭的故事，获得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电视奖、中国电视“骏马奖”等二十多个奖项。

2001年，他进入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首部纪录长片《干妈》获得当年亚洲电视大奖和上海国际电视节“白玉兰”奖评委会特别奖。影片讲述了一位农村剪纸老艺术家的故事。主人公王大娘虽不识字，但会像写日记一样用剪纸记录自己的生活。她被联合国授予“民间艺术美术家”称号，一家六口人却靠着一亩多薄地勉强糊口，老伴得了癌症无力治疗。片中，张伟杰表达了对农村社会的深刻思考，投射了对中国农民的真挚感情。

纪录片《干妈》，2002年

五年后，以城市为背景的《闲着》再度引发反响。张伟杰用一年半的时间，跟拍了四位上海的街头艺人。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浪潮中，他们失去土地、工作和身份，在他者的空间流浪和被放逐。但以各自的言说方式，他们在亲情、爱情、社会的背弃下争取苍天赋予的人格权力，在夹缝中点亮尊严的光辉。影片最终获得2006年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人文类年度十大纪录片奖”、第三届半岛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长片评审团大奖”、第13届上海国际电视节“最佳亚洲纪录片银奖”，并入围法国FIPA国际电视节。

此后，张伟杰还创作有春运题材的《欢乐颂》、单亲家庭题材的《蟒蛇，秃鹫，蜥蜴以及其它》等作品，以底层社会为土壤，关注小人物的命运，直击时代痛点。但在普遍的痛楚中，他格外看重向上的故事。他说，“看重它们就是看重人性，看重获取自由的信心，看重人的尊严，看重生活本身。”

Q：张老师您好。过去您的作品一直很关注小人物的命运，或者说关照“底层”社会，这些故事里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A：前段时间在一个研讨会上，一位朋友说纪录片的本质是探索，我接着他的话说——关键是探索什么？我希望是人性。当年的《闲着》中，四位主人公原本都是有“正当工作”的，有的是农村的干部，有的是厂里的先进生产者。可在社会转型中，他们失去了原来的身份，跌落到社会底层，沦为“闲杂人等”。如果有一天我也失去了自己的身份，我会是谁呢？这是对我触动最大的问题。

纪录片《闲着》，2006年

在跟拍的一年半时间里，他们在街头被驱赶的事件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这些带有冲突的场景段落一般总是精彩的，但是很容易把问题导向街头艺人这个特殊群体与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矛盾——事情如果真的这么简单倒好了，一个相关的立法提案就能解决问题。可这不是我要表达的，也不是纪录片的使命。

《闲着》并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街头艺人的纪录片，它的指向是整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是在社会边缘寻找人生尊严的人性光辉。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枷锁中”。我宁愿把它倒过来——人，生而枷锁，却无时不在向往自由。这是一个发生在上海，发生在2006年的故事，但四位主人公自我救赎的信念和对人格权利的追寻却是超越地域、超越种族、超越阶层、超越时代的。

Q：在您看来，纪录片对于人性的探索，与其它的艺术形式相比有何不同？

A: 我从小很喜欢戏剧和表演，很长一段时间痴迷于电影故事片。《闲着》公园里歌友的一组特写镜头，是我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大师帕索里尼晚期“生命三部曲”狂欢风格的致敬。但纪录片于我而言，有着其它艺术形式无法替代的意义。首先它具有唯一性。我们说电影也会探讨人性，但它是一种表演，而纪录片记录的是真实的当下。

《红跑道》（干超，2008年）

比如纪录片《红跑道》里有一个经典的长镜头，小女孩儿在单杠上的训练，悬垂了整整3分钟，挺过无数次挣扎，所有人看到这里都会心痛，这就是罗兰·巴特所说的“刺点”。这种镜头叫演员来演是演不出来的，任何扮演在这种充满人性探索的镜头面前，都会显得很苍白。

《闲着》剧照

第二点是档案性。太史公写武王伐纣，用“血流漂杵”四个字就概括了悲惨壮观的场面，但这样的记录里只有武王纣王，甚至没有将军，更别说士兵和他们背后的家人。他们为了什么来打仗？他们死后，家庭是什么样的命运？没有记录。不是说正史不好，但正史是有缺憾的，弥补这个缺憾是纪录片要做的事。把镜头沉到社会的底层，以饱含内省的社会责任感记录小人物，关注现实，直指民生，直面社会，这是90年代以来中国“新写实纪录片运动”的集体立场，也是当年感召我从深圳回到上海开始纪录片创作的原因。

Q：您曾说“纪录片最大的真实是作者思想的真实”，如何理解这句话？

A：虽然我认为纪录片与电影故事片同根同源，无论在美学追求还是语言语法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对于一个纪录片人，只要你端起摄影机，就无法回避关于“真实”的命题。

镜头前面是“他们”，背后是“我们”——用人类学家的话来说，就是被研究者的自我（客观的真实），以及研究者的自我（主观的真实或内心的真实），自史上公认的第一部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以来，关于两者关系的“真实”辩题一直在各种层面无休止地进行着。

拍摄《闲着》，左一为主人公之一老房

在我看来，纪录片应该是客观记录，主观思考。从哲学上而言，任何真实的东西一经记录的转换，便立马会有失真。因此我们记录的往往不是一个事件、一个故事、或记录“他人”，而是作者本人对一段时空的感受和思考。如何做到最大程度地减少失真、趋近真相？那就是你的片子不要撒谎，不要违背心意去说言不由衷的话——作者思想的真实，才是纪录片最大的真实。

有可能我25岁的时候做过一个片子，某一天回过头看比较稚嫩，但是没有关系，它依然有价值，因为它就是我。

Q：现在的您和十几年前相比，创作状态有什么变化吗？

A：我不知道这事是好是坏。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我的老师王小龙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说我们编辑室（注：指曾供职的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栏目）叫“怪人一条街”，就是里面的导演，人人都是怪人，一些人半夜三更来上班，天亮了下班，就比如我。为什么？因为在剪辑台上我会“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有时被片子里的人物所打动，有的时候就是自我感动，完全沉浸其中。

《崇明调查》拍摄中

但随着岁数上去以后，人一点点会变得理性，包括对音乐的感觉也在变。那会儿喜欢肖邦，喜欢贝多芬。但后来，可能更喜欢巴赫。而且看见一些事情，渐渐地学会了先不要声张，而是先观察。这给我在创作上带来一定的益处。因为我觉得任何艺术到了一定的程度，艺术创作本身是理性的。感性的部分很重要，但是当作品形成一定的风格后，你的叙事和语言风格都需要通过理性来思考，不是通过一种冲动就能表达的。

Q：目前您出任云集的艺术创作顾问，主要领衔人文创新类项目的开发，如何理解这里的“创新”？

A：云集将来自创立以来，一直在探索纪录片边界方面做着不懈的努力，这很有意思。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经常说，如果把各种学科和艺术门类看作一棵棵树，纪录片就像其中最不起眼的一棵。但它的根系四通八达，与不同的艺术门类或学科都可以连通，一旦连通就会产生一种新的形式。未来“人文创新”更多指的也是形式上的创新，纪录片有无限多的可能性，这是它的另一个魅力所在。

2017年拍摄《越野千里》与曾宝仪合影留念

然而我们的任务是不变的——不论变成什么形式，人文创新纪录片的内核依旧是对人性的探索。比如前两年云集的纪实真人秀《越野千里》，那是我首次和云集合作，担任故事总导演。一开始我是有犹豫的。因为长期拍摄老百姓的故事，而真人秀要拍明星，反差比较大。但当时总导演就给我一句话，他说你就把明星当成普通人拍。

这非常有道理。后来拍摄时我们一直在挖掘，这些各行各业的嘉宾为什么愿意来参加这样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户外探险节目？你要为他们寻找一个心理依据。当你把明星当成一个普通人来看后，就会发现那些隐藏在经纪公司给他们的人设背后的普通的人性光辉。

《越野千里》剧照

比如柳岩，印象中你可能只会把她和“性感”联系在一起，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从现场别人和她的交谈中，你能感觉到其他嘉宾的一点优越感，但她是一个非常聪明且内心强大的人，能把它们全部过滤掉。柳岩最早是军队里的一个护士，后来孤身一人去了北京，一直走到今天。她的坚韧其实与原生家庭对她的依赖有关。当我们用纪录片的思维来拍这样一个人，就会做出不一样的故事，这种探索很有意思。

Q：您目前个人比较感兴趣的创新形式是什么？对人文创新类纪录片的观众市场有信心吗？

A：我很喜欢戏剧，所以挺想看看纪录片与剧场、戏剧相结合，会碰撞出什么火花。至于受众，我想作者与观众一直是一起成长的，在同一个时代里受到的启发和禁锢是一样的。中国观众眼下确实对较娱乐化、节奏快的文化产品更有依赖，但这不代表他们不需要能够启发思考的纪录片。我一直在关注一些论坛，国际上一些成功的新作出来后，也有很多人特别激动地讨论这、讨论那，好作品是会得到关注的。关键问题还是在于创造者，你能创造出什么样的片子；在非虚构的底线之上，你能否用充满智慧的艺术表现手段，为讲述你所挖掘的人性光辉而服务。

Q：最后，有没有可以留给年轻导演的建议？

A：无论如何，最终要表达真实的自己。就这一句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