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杂志丨导演干超,拍小人物的不凡之处

2016.12.26

“他用镜头表达对生命的关照,纪录片《本草中国》讲述中药人的故事创收视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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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超总是轻声细语、不疾不徐,就像他执导的纪录片《本草中国》里描绘的江南红曲一样,性味温甘,如谦谦公子。《环球人物》记者数次联系他,都在开会,只能匆匆挂断电话。事后,他为此不断道歉,向记者解释自己的“无可奈何”。

忙,是干超的“2016年度词”。5月,《本草中国》在江苏卫视播出,收视超越了多档金牌综艺节目,干超和团队一下子成了纪录片行业的大红人。

11月底,这部话题性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重播,他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第二季的拍摄工作。“第二季将揭示中药如何为中医所用,呈现多位中医药高手的故事,”他对记者说,“但我们依然延续了第一季里对人和文化的关注。”

“本草有情,药人无言”

7个多月前,当干超得知《本草中国》被安排到江苏卫视周五黄金档时,有点不敢相信,他说:“中国纪录片有个‘传统’,从来没上过一线卫视黄金档。”

通常这个时段,各大卫视都会拿出王牌综艺节目进行“血拼”,如浙江卫视的《奔跑吧兄弟》,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等。纪录片缺少娱乐性,没有卫视敢冒险用它去跟娱乐节目竞争。

所以,这样的安排让干超倍感压力,担心收视率走低,试水失败,“人家会觉得纪录片以后没有上卫视的必要了”。

《本草中国》第一集叫《时间》,讲述红曲入药的过程,跟拍了18岁就进药厂做了学徒的王良春。

对于红曲的制作技术,王良春烂熟于心:淘洗籼米、浸泡、上蒸笼、冷却……但令干超动容的并非王良春数十年的坚持,而是在最后一刻的放弃,“王师傅没有收徒,因为他觉得现代科技太发达,手艺确实用不上了”。

摄制组拍下了王良春“金盆洗手”的画面:他把制作红曲的工具全部捐给了中药博物馆,轻柔而略带伤感地说了一声“盖吧”,工作人员小心地盖上了展橱玻璃。

干超心中五味杂陈,一方面是遗憾手工古方渐行渐远,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这是中药发展不得不经历的过程,“现在是个工业时代,可以机械化地高效率酿红曲,手工制作满足不了大批量的市场需求”。

这也是干超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初衷,既要记录下即将消逝的传统技艺,又要展现中药正在经历的迭代与新生。

旁征博引的解说词,雾气氤氲的江南美景,还有时间打磨出的匠人精神,这些与充斥在黄金档的嬉笑怒骂形成鲜明反差,瞬间吸引了电视机前的观众。

《本草中国》首播收视高达0.83%,挤进了全国同时段所有节目的前三名。干超有些受宠若惊,“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看纪录片,证明社会对传统文化其实是有需求的。” 

另一位在纪录片播出后引发讨论的人是刘香保——中药炮制流派“建昌帮”的第十三代传人。与王良春的“无为”相反,刘香保致力于保留传统中药制法,第三集《双面》讲的就是他把毒药附子变成良药的故事。

“附子有剧毒,但祛除毒性后就成了良药,”干超介绍,“其中一道工序要在露天完成,整天都要寸步不离地调整火候。”零下3摄氏度的冬天,74岁的刘香保硬生生在室外守了一整夜。

“第二天制作完成后,他身体非常不舒服,我们就带他回家休息。到了他家,发现是个出租屋,特别简陋。他老伴已经准备好了饭菜,全是蔬菜,很清淡寡味,但他们吃得很开心,脸上的笑容非常打动人。”

两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为了传承手艺,4年前不顾子女的劝阻跑到江西中医药大学任教,只是为了让更多学生了解传统祛毒术的炮制方法。这样的坚守让干超心绪难平,他在解说词里写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 

转身也好,坚守也罢,干超觉得,这些人就是对工匠精神最好的注解——不只是精益求精,还有坚持真我的人格。

“他们按照中国的时令来生活,过自己的春夏秋冬。老人不善言辞,但在后期剪辑时,我无比强烈地感受到沉默的力量,那就是本草,不是喧哗。”干超说,“本草有情,药人无言,在今天高速发展、略显浮躁的时代,这种不动声色的修行实在是太宝贵了。”

“不像个纪录片人”

为了还原中药原始状貌,干超只拍摄道地药材。道地药材是优质纯真药材的代名词,但珍贵物品往往来之不易,大多长在极限环境里,给拍摄带来了极大挑战。

“野生石斛,长在绝壁上,90度角毫不夸张。很多人甚至为此牺牲。”干超说,“再如长在原始丛林深处的龙血树、野山参和海拔几千米的何首乌,为拍这些我们不知道摔掉了多少架无人机。” 

“拍纪录片是个体力活,每拍一部都能瘦个十来斤。”干超苦笑。他身材瘦削,长相文弱,一点也不像个风里来雨里去的纪录片导演,“开始也没打算做纪录片,不爱运动,体育从小不及格”。

在英国念戏剧电影专业时,看着上世纪30年代的黑白纪录片,他只觉得枯燥,无法理解其中妙处。

新世纪之初,上海电视台进行改革,把综合频道分成娱乐、新闻等专业频道,但刚回国的干超对两者都不感兴趣。时任台长胡劲军端详他片刻后说:“我看你这个气质适合做纪录片。”就这样,干超懵懂地踏上了纪录片之路。

起初,频道制片人王小龙嫌他“整天白白净净,不像个纪录片人的样子”。干超问什么是“纪录片人的样子”,王小龙回答:“刚从深山老林里出来,15天没洗澡,胡子拉碴地趿拉一双鞋。”这句话让干超突然对纪录片有了好感,“像原始冲动,敢于直白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很自由”。

2004年,干超初试牛刀,导演纪录片《房东蒋先生》。故事中,蒋先生是上海解放后的“留守儿童”,家人因“资产阶级”的身份逃离上海。经历“文革”、改革开放的他独守老房60年,最终仍面临被拆迁的结局。凭借这部反映宏大历史背景下普通人命运的作品,干超荣获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年度评选纪录片金奖。

4年后,他又以一部讲述体操学生背负家庭和社会希望的《红跑道》,斩获巴塞罗那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纪录片奖等14项国际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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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下600米拍矿工生活

现在的干超不仅是纪录片导演,还是上海纪实频道总监和云集将来传媒公司董事长。身份的转变引发了工作性质的改变,近两年他还尝试了真人秀的拍摄,东方卫视的《跟着贝尔去冒险》就是由他导演的。

如果排除一切世俗因素,他更愿意记录那些没有恢弘场景、没有激烈冲突,纯粹到有些无趣的人的故事,就像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的作品《满山红柿》一样:在日本山形县,每到秋天家家户户都会制作大量柿饼,但农户们只会把树上一半的柿子摘下来,另一半则留给过冬的鸟儿吃。

“这就是对生命的关照。当今社会,我们更多的是关注速度、金钱、规模、扩张,生命和文化的内涵变少了。”干超说。

小人物身上往往有着更强大的生命力和延展性。2010年,干超无意间看到一位北京画家创作的矿工面部特写的画,黑乎乎的脸和双眼,让他久久不能回神,他迫切地想要了解矿工的生活。

不久,他便去了山西进行拍摄,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参与拍摄的5个人都没给家里说明情况。“前两天其中一个同事带着家属和我吃饭,他妻子才知道真相。” 

那次拍摄异常艰辛,摄制组带着机器深入地下600米,每个人都是匍匐前进。“途中没有灯,我们自己带的灯开关时会出现火星,如果遇到瓦斯就爆炸了。”干超心有余悸。

但真正让他记忆犹新的,是矿工的真实生活,“尽管暗无天日,每天工作12小时,一旦完工,他们总会到广场上,在照明灯的照射下跳舞”。

夜色中的干超看着这一切,心绪万千,“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竟然有这样蓬勃的生命力。他们为这短暂的愉悦而努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我们难道不应该更积极地面对生活吗?”

拍摄结束后,干超坐在飞往上海的飞机上,俯瞰灯火辉煌的市区,想的都是矿工们的家,“他们为生产电而工作,可自己家里却经常没电。很多东西不是理所当然就能拥有的,是有人在用汗水为你埋单”。

干超始终认为:“普通人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并且,他坚持用镜头阐述着这个理念。

干超希望有一天能重回独立纪录片导演的身份,“这是我个人的价值追求,完成团队使命后,我想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久前,他和云集将来的总经理龚卫开玩笑说:“我写了个纪录片剧本,3年改了25稿,老外看了都会哭。等云集的事业稳定下来后,我就把它拍出来。”

也许,这是一个会成真的玩笑。

《环球人物》记者:龚新叶 (第34期 总第339期)